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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南京1个月内 约发生2万起强奸事件

12 月13 日一早,日军踏入了南京。松井石根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最高司令,但因病只能由其副手,来自皇族的朝香宫鸠彦代替他担任南京一役的指挥官。此时的南京已经一片混乱,中山路这条象征着国民党期望实现现代化的林荫大道也不复旧貌。窦奠安写道:“中山路是一条长长的大街,街上污秽遍地,丢弃的制服、步枪、手枪、机关枪、野战炮、刀具和行囊随处可见。在有些地方,日本人不得不驾驶坦克碾压以清理路面。”

程瑞芳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侵略者入城时的情形:“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大炮声。下午2 点,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看守学院大门的一名警察看到日本兵进城,一边跑一边脱警服,都骇得跌倒了,脸上全白了,他真胆小。”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人逃到了金陵学院,程瑞芳也开始明白那名警察如此惊恐的原因:

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被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在南京投降后不到1 周,便有近1 万人睡进了学院的走廊,“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不久后,明妮·魏特琳记录道:“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将天空照得通明,白昼里浓烟滚滚,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便是死亡和凄凉。”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国人都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但选择留在南京的这不到30 名西方人却发现他们已被卷入其中,在日军和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之间筑起了一道缓冲墙。组织建设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西方人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或公务员:拉贝是一个商人,罗伯特·O. 威尔森是一名医生,斯迈思和魏特琳是大学教师。委员会成员推断,日本人会依据战争法行事,同时也迫切希望恢复城市秩序。如此一来,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从中受益。再者,委员会成员还希望能凭借自己的第三者立场赢得某种权威性。这不乏先例,因为他们是中立国家(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公民。他们都沉浸于天真的幻想中,虽然这种幻想并非毫无根据。北平和天津被占领时就没有引发混乱局面,即便是刚刚沦陷的上海,在国民政府撤退后,城市也只是陷入了一片死寂中。

但发生在南京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占领那一刻起,日军似乎就抛开了所有约束。在接下来整整6 周,一直到1938 年1 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士兵们进行了一场以“屠杀、强奸和抢劫”为主题的狂欢。他们下定决心要将南京闹得天翻地覆,根本无意建立南京的新秩序,即便只是短暂的。在攻陷南京几天后,日方高级官员要求拉贝恢复一个发电厂的运转,使之重新发电以提供电力。拉贝非常希望维持城市秩序,所以他答应提供帮助。但他很快发现,在令人战栗的恐怖气氛下,他根本不可能招到工人:“日本士兵已经完全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为发电厂招募到工人的。”

外国旁观者从南京被占领的第一天起就见证了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起初,日军的屠杀对象只是那些伪装成平民的军人,尽管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区分过。任何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在那段日子里,步枪的射击声一遍又一遍响起,但相比起来,被射杀者甚至可称得上是幸运的。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教长费吴生于12 月19 日记录道:

我……也曾到我们使馆的道格拉斯·金铿斯家,国旗仍在,但他的家仆死在停车房……街上仍有许多尸体,我们所能看到的全是平民。佛教慈善组织红卍字会愿意掩埋他们,但该会的卡车被偷了,用于送尸体火葬的棺材和若干佩戴会徽的工人都被弄走了。

3 天后,费吴生写道:“看见……离总部东边约400 米处的一些泥潭中东倒西歪地躺着50 具尸体……全都是老百姓的。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其中一个人头颅的上半部分被完全削掉了,难道他们在练习刺刀?”

费吴生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怀疑是士兵的平民所遭遇的痛苦。12 月23 日中午,一个人被送到总部。他已经没了半条命,“头被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都没了,鼻子残缺不全,形象可怖”。这个人说自己是被捆在一起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汽油浇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被点着了。程瑞芳看见一些工人为了不被怀疑而剃了光头,但之后他们又追悔莫及,因为光秃秃的脑袋反而令他们更像士兵了。

日本人声称,他们只是在铲除敌军,但这个解释在他们的另一项罪行上却完全行不通——强奸。每天每个小时都有女性被侵犯的事件传来。12 月17 日,拉贝写道:“昨夜约有1000 位女性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 多个姑娘被强奸,此时此刻,所有的消息全与强奸有关。”两天后,费吴生记录道:“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5 ~ 10 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一些人无缘无故被折磨致死。”

明妮·魏特琳的日记详细描述了来到金陵学院寻求庇护的受害者:“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诉说着她们度过的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去往她们家中,从12 岁的少女到60 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与魏特琳一同工作的程瑞芳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南京妇女成为受害者的场景:“我去了南山3 次,然后又去往校园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我来到楼上538 房间时,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里面强奸一个姑娘。”有一次,日本兵要求金陵学院报告是否有中国士兵被藏在学院大楼中。当魏特琳告诉他们大楼里没有士兵时,“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打了李先生,并坚持让我们开门”。

程瑞芳还心急于魏特琳没能看清侵略者的本质。12 月底,魏特琳谈到一些被派至学院的日本宪兵时说:“他们似乎是一些清白和守纪律的人,大多数人面相和善。”但程瑞芳有理由怀疑这个评价。12 月21 日,更多日本士兵出现在学院里,程瑞芳写道:“华(此处指魏特琳,其中文名叫华群。——译者注)以为那个长官好,派人来保护,其实他恨,因让他没有面子。虽把外面的姑娘收进来,兵还是来拖,白日晚上都来……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魏特琳通过向日本领事报告这些事以期后者从中调停,但程瑞芳对这种努力同样感到绝望:“我告诉她,报得越多他们害死的人将越多。”程瑞芳还记录说,若不是城里少数几位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帮助,更多中国人将是“死路一条”。 12 月20 日,程瑞芳对日本人,对她的美国保护人以及对她的同胞生出的焦虑和怒气再也无法克制:

今日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恰巧有一个长官来参观,华叫他看他的军人做的事,他很难为情的,其实也无所谓,中国人是他的仇人,华不懂这些理。华真忙,不是赶兵就是招待长官,陈斐然前一次骇(害)怕了,这两日不出来,也不知他躲在哪里。我也累得要死,这些难民又不听话,四处都是屎尿,没有下脚的地方,晚上简直不敢走路。程瑞芳补充道:“今日死去一小孩,又添了三个婴孩。一个多礼拜死去三个,一共添了十多个。”几天后,这一想法让她的情绪更加灰暗:“每天都有人生小孩,我管不了,身和心都不安。”她心中烦闷,因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洗澡了,部分原因是担心日本兵可能进入洗澡房,另外则是因日本人破坏了学院的发电机,致使天黑后没有灯火照明。在学院躲藏的人甚至不敢点蜡烛,生怕在夜间引起注意和麻烦。有时会出现讽刺意味浓重的情景——环境的污秽反而成了救人的重要因素。

一次,程瑞芳设法从企图强奸的日本兵手下救走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所在的地方就像学院其他地方一样,地上到处是排泄物。在挣扎中,她的衣服上也沾满了污秽,导致那名日本兵对她的兴致转瞬没了大半。

那个时代的绝望处境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做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很难被接受的决定。12 月23 日,程瑞芳看见一个女孩在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后被抬了回来,伤势严重,连路都走不了。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 可恨!”第二天,她见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名中国人过来找妓女。明妮·魏特琳跟他们达成了一个交易,在圣诞夜,为了保护“良民女子”,她同意日本军官去搜寻妓女。最终,他们找到了21 个。程瑞芳是这样想的,如果妓女们被带出学院,那这些日本兵就不会进来强奸“良民女子”了。这看上去“也有道理”。除了对妓女们做出的不人道行为之外,她所谓的“也有道理”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日本人还不至于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到圣诞夜时,拉贝家的花园里也有约600 人露宿。拉贝告诉程瑞芳那天是圣诞节,程瑞芳回答说就像“在地狱里过节”。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和他们的中国同事站在同一阵线,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张,这或许与那几周歇斯底里的氛围有关。在开始那几天,日本兵一再对房子和大楼进行突击检查,顺走香烟、白酒和食品,甚至学院动物科学实验室里饲养的小鸡也未能幸免于难。程瑞芳苦笑着记录道:“不但拿此地的东西,连国际委员会的酒和香烟也拿去了。国际委员会这次失面子。先前他们怕我军抢,想日军是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日本人)连安全区都不承认。”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是盟友,但他们彼此看待时还是带有等级观念,这为他们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西方人一直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严谨有序,因此当委员会被日本人巧取豪夺时,程瑞芳却大感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

暴行的肆虐似乎没有减弱。就在圣诞节后,日本人搭建了一座展台,号召中国士兵自己站出来坦白,并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不会伤害他们,但如果以后被发现,他们会被立刻处死。超过200 名中国士兵站了出来,可他们马上就被杀害了。接着再没有人敢站出来坦白了,但日本人依然将那些有嫌疑的年轻男子围住。一些女难民被要求出来指认他们:如果这些男人被认出是她们的亲戚,他们将被释放,而那些“没人认领的将被带走”处死。程瑞芳记录道:“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3 个人,其实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轻女子也出来认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几天后,程瑞芳记述了他的同事魏师傅被从南京下关区带回的消息,她写道:“他拖去的那一天,下关那一带路上没有路走,走在死人身上,他所有看见的事都是惊人,所以他骇死了!”

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件的记录上都非常尽责。他们知道,自己是这次重大战争罪行唯一的第三方见证者。他们必须做详细的记录,因为再无其他人能够完成这件事了。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被召唤到“东京审判”中作证。尽管没几个中国人有那份魄力记下当时的情景,但所有民众都见证了南京城这恐怖的一幕。战后,在东京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中是这样描述那几周所发生的一切的:

同时,还发生了许多起强奸。中国女性或者试图保护她的家人,只要稍有反抗,就立刻会被杀死。甚至城中大量未成年的女孩和老年妇女,都被强奸。在强奸过程中,还发生了多起变态和虐待行为。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她们的尸体被烧毁。

在日军占领后的第1个月里,大约共发生了20000起强奸事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宣称,大约有2 万名中国平民被当作士兵杀死,另有3 万名战俘被杀,他们的尸体都被扔进河里。从那时起,关于被屠杀人数的确切数字就成了一件备受争议的事情,中国政府坚持是30 万,其他数字从几万到几十万都有。但是,无论怎样的争议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日军处于失控状态,对妨碍他们的人实施了疯狂报复,大量平民因此丧命。南京的无政府状态很清楚地表明,驻南京的日方高层措辞(可能是故意的)与军队的行径有着巨大反差。日本大使馆官员和高级长官一次又一次地宣称他们将平息事态,但街上的强奸和杀戮却仍在继续。当时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日本下级人士对否决所谓的上级很有一套。只要他们行动够快,上级就无法质疑他们的行动,至少在公众面前不会如此。简单来说,就是“先斩后奏”或者“斩了不奏”。1931 年,日军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就没有征得东京政府的同意,但大局已定,政府(尤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政府)也无力谴责。

来自上级的命令在那年12 月的南京如同废纸。费吴生去了日本大使馆,面对无止境的强奸和杀戮,他们也无能为力,这让费吴生失望至极。他写道:“获胜军队一定要获得奖赏,这奖赏便是对这群他们宣称要保护的人肆意抢劫、谋杀、强奸,犯下种种野蛮、粗暴的罪行。在整个现代史上,没有一页如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般黑暗!”不久,事实证明,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确无力阻止暴行,他们连自己都顾不上。一次,3 个日本外交官询问费吴生能否帮他们在城里找一辆车。还有一次,一名喝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两个德国人,正巧被一个路过的日本将领看见,此人赏了那士兵几个“响亮的耳光”,“但我猜所谓惩罚也仅止于此了”。

事情确实在改观,尽管非常缓慢。军队的疯狂逐渐平静,日本人开始想方设法收买民心,而不仅仅是恐吓他们。到1937 年12 月30 日,日本护卫队被派往各国大使馆执勤,而此前,日本士兵时不时地破门而入。到1938 年1 月下旬,肆意的杀戮和强奸事件开始有所减少。程瑞芳写道,难民们开始离开金陵学院,留下“一层层的脏污和尿渍”。那年年初,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一个崭新的“市政府”出现了,秩序开始慢慢恢复,食物也更易寻得。

尽管有些迟,但日本人开始尝试给这座城市的民众留下仁慈的印象。就在新年后,来自日本军方的女性拜访了明妮·魏特琳,魏特琳将她们带到程瑞芳那里。程瑞芳“真不要见她们”这些“女鬼”,但她更蔑视同胞的举止:“那3 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都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难民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脸都丢完了。我真气死了,我骂他们,华也骂他们,有的难民也骂,这些人简直不要脸,这一点东西值什么,还要叫、还要抢,不是叫人家笑话吗? 这样不值价,也不知日本鬼是他们的什么人,就是饿死也不要吃他的东西,小孩子们要还可以,这样大的人做这种事,这些无知的中国人。中国前途的希望很少,想到那些知识分子做汉奸,而这班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比较有可容的地方。”蒋介石对中国也有类似的感受。民族主义还未发育成形时,在诸如食物和居所这类需求变得越来越紧迫时,怎样鼓动人民奋起反抗?谁应该被判定是汉奸?凭的又是什么依据?

南京慢慢回到了死寂的状态。这是一座被占领的城市,在开春后,暴行仍在延续,但到了2 月中旬,疯狂的杀戮和强奸已经停止。这座城市正冷眼旁观,想瞧瞧日本人又能给这里带来些什么。

(本文摘自《中国,被遗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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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录入:龙门文化    责任编辑:储海霞
文章关键词: 日军,南京,1个月,2万起,强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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